原文出处：《延安日报》20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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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申沛昌（原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申沛昌和路遥亲切交谈
初识路遥
１９７２年，已经是"文革"后期，全国性动荡的状态有所好转，各个大学都在数年停课"闹革命"之后，开始着手筹备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延安大学为了慎重起见，在中文系招收了一个一年制的"试点班"。当时提倡"开门办学"，要求学生要接触实际，学工、学农、学军。学生到校后，中文系的领导和老师们，曾组织该班学员，专程到群众创作搞得比较好，并且编印了颇有名气的《延安山花》诗集和四开小报《山花》的诞生地--延川县，同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及《山花》小报的编创人员进行座谈。在这次座谈中，我们知道了谷溪、军民、闻频等一批扎根延川的文艺创作骨干，同时也第一次知道了路遥其人其事。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路遥喜爱文学，颇有才华，以写诗开始，也写散文、小说，以及歌剧一类创作也有所涉猎。但这一次并未同路遥单独接触，也没有做过交谈和深入的了解。
艰难入学
时间到了一九七三年暑期，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招收试点班的基础上，在教学和管理几个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开始招收正规的大学生--后来被称作工农兵大学生。
我当时在延大中文系工作，负责当年的招生事项。有一天，我的堂兄、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昜来延大找我，为了路遥上大学的事情。他说，本来县上把路遥推荐给西安某大学，但人家嫌路遥曾做过县上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而且有人告状，所以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烦，最后决定不予录取。
众所周知，中国的七十年代初期，还是一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评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你的学识和才干，首先要政治审查（简称"政审"）合格，录取大学生更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安某大学从政治上考虑不予录取路遥也无可厚非。为了慎重，我仔细询问了路遥的全面情况，并向系上、学校作了汇报。在申昜和我的极力举荐下，路遥最终被录取到中文系上学。其实，正如西安某大学所顾虑的一样，当时录取路遥，延大多少还担待着一点政治风险。所幸后来担心的麻烦一直没有出现，路遥安稳地在延大渡过了他三年的大学生活。
拼命攻读
路遥的同学、朋友、著名作家陈泽顺（路遥是中文系７３级，陈泽顺是７４级）在《路遥的生平与创作》中曾写到："１９７３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这对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路遥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在延安大学期间，路遥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甚至于钻进阅览室，把建国以来的全部文学杂志，从创刊号到'文化革命'开始后的终刊号全部翻阅了一遍。路遥以他特有的方式拼命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储藏。"我认为陈泽顺的这一段记述，正是路遥三年大学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在我的印象中，路遥进入延大中文系读书，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看，他所从事的创作中，其生活素材，人物形象，包括一些故事情节，应该说主要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来源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和积累。而他的创作理念、写作技巧以及一些涉及到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等等，应该说是得益于大学三年，他拼命攻读中外名著而从中学习、借鉴、创新的结果。当然，他本人对文学的酷爱和天赋也是不可否认和不容忽视的。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没有社会大学给他的生活积累以及诸多苦难、挫折、沉浮的经历；没有延安大学三年苦读，使他从文学大师们的创作中汲取营养，借鉴经验，并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创作技巧等方面得到提高和升华；没有他对文学的酷爱、文学的天赋以及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毅力，他要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路遥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里所说的三条应当是他登上文学巅峰的三要素。
路遥在校学习期间，大学里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比较多，所学课程又是按照部颁教育计划设置的，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是路遥做事都有明确的目标。在我看来，他上大学中文系，就是为了读名著、学创作，为他实现自己的作家目标、文学梦想以至人生的抱负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为此，在班级讨论读书与劳动的问题时，路遥竟然力排众议，提出"不要把书本当作敌人"。在当时的背景和舆论氛围下，强调书本和读书的重要性，确实是语惊四座，振聋发聩。路遥自己就是始终把书本作为良师益友的典范。他不仅尽其所能利用有限的时间，甚至包括别人休息和娱乐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而且利用礼拜天，常常往返步行到城里，去作家晓雷、李天芳和其他一些社会朋友的家里借书回来读。
路遥上学时烟瘾就很大，无奈囊中羞涩，就用纸片卷旱烟来抽。在校园里常常能看到路遥一边卷烟，一边看书的身影。
路遥是一个坚定执着的人，他懂得如何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一切与此无关的事情，他都尽力排除。他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学生班长，凭他担任过县级革委会副主任的"政治才干"，作为几十个学生的班长，应当说胜任有余，但这同他上大学、当作家的总体目标，确有一定的距离，至少要占用很多的时间，要少读许多名著，因此毅然辞去班长职务，集中时间和精力，拼命读书，为实现其总体目标而锲而不舍、顽强奋斗。当时还有一件事情在中文系的师生中颇有议论，那就是路遥学习上的"偏科"问题。路遥在延大读书期间，重点关注的是现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名著，与此距离较远的古典文学、古代汉语，他就不那么热心，常常出现请假和缺课现象，有关任课老师对此颇有意见。后来系上的领导和班主任，用"因材施教" 之类的理由，替路遥做些疏通和解释，很多老师也都采用了宽容和开明的态度，并没有为难路遥。而且在有些方面也为路遥攻读名著提供了方便。
关注政治
很多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对政治都不感兴趣，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厌恶政治染指文艺，往往还把为官从政的人视为政客，不愿为伍。但是，从我所知所处的路遥来看，他应是一个特例。我甚至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关于路遥对文学和政治的态度，如果要用一个比例来划分，我真的感到为难了。固然，路遥最终是以文学的成就而闻名的，但这并不能抹煞和掩盖他对政治的关注和曾有的政治抱负。我认为，说明这一点，对于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路遥的成长与成功，都是有价值的。现在，人们对于路遥的文学成就，已是耳熟能详，有口皆碑，无须我赘述。我在这里，只想就路遥对于政治的敏感和关注，提供一些事例，作一简单的分析和评议。无须讳言，照我看来，路遥是一个年少有志、才华出众、不甘平庸、追求成功的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沟里，饱受饥寒，经历坎坷，这对于性格刚强，不甘示弱的路遥来说，慢慢就产生了一种摆脱贫困，改变现状的朦胧心态。随着上学读书，接触社会，早熟的路遥就形成了两个梦：一个是政治梦，一个是文学梦。这时，正好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并且当上了头头，直至成立革委会，"荣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按现在的级别是副县级领导），这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初显功力，小试牛刀，希冀通过政治舞台，出人头地，有所建树。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被否定，他那刚刚起梦，还未醒未圆的时候，就被残酷的政治原因击得粉碎，以失败而暂时告终。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路遥还有文学方面的爱好和才华。他开始写一些诗歌、散文等，并陆续在县办《山花》和省级刊物上发表，逐步形成一定的影响。后来赶上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他被艰难而幸运的选到了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从此，他更多地倾心于文学，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为实现其文学之梦而跋涉和准备着。但是，即使如此，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割舍和放弃他对政治的那种特有的敏感和关注。他对政治的敏感和审视，既深刻又独特，远远超出常人，甚至一些职业政治家。他所关心的政治视野，已不再是一县一派的成败得失，而是党和国家、军队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当时的精神状态，确实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他的谈吐和见解使我们这些在高等学校从事政工工作的人都感到惊讶和赞赏。
由于我在中文系分管学生工作，对路遥的情况比较了解，交往也多。经过一段时间相互接触交谈，渐渐地有了一种信任和默契。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处"文革"中后期，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莫测，国人皆以"谈虎色变"来看待政治，稍有不慎，就会打成"反革命"，列入另册。但是，就在这种政治形势和背景下，路遥仍然在同我的交谈中，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了他对政治、对形势、对国事的看法和见解。
路遥关注政治，但不赞成"突出政治"和"空头政治"那一套"左"的观点和做法。１９７５年，又由我带队，路遥一班同学到当时学大寨先进县吴堡采风，搜集整理《吴堡民歌》。开始还是采用延川模式，我和路遥留在县上负责联络和协调。分赴各地采风的同志将搜集到的诗歌初稿送到县上，由我和路遥筛选。后来，中文系７４级的樊高林参加审稿改稿。开始阶段的分工是我负责政治把关，相当于"政委"。路遥负责艺术把关，相当于"司令员"一锤定音，决定取舍。在看稿过程中，他把那些纯属"政治口号"、"政治标签"类的所谓"诗歌"一律砍掉。对于有些构思不错，具有乡土气息的顺口溜之类，他和樊高林又不辞辛劳，修改加工，甚至进行再创作，直到满意为止。最后，这本诗稿送交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虽然农业学大寨另有说法，但诗稿在"文革"中后期的背景下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农民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渴望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是难能可贵的。
总的来讲，路遥在延大求学三年，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对文学创作的积累和准备上。他一方面坚持上课，系统学习中外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知识，一方面在课余时间遍览名著，汲取营养，同时还抽暇写作，先后在《陕西文艺》发表多篇诗歌和散文。由于他在文学方面的基础和上大学期间的突出表现，１９７５年《陕西文艺》编辑部将他借去当见习编辑。１９７６年他毕业的时候，《陕西文艺》编辑部负责人王丕祥又专程来延大，同当时延大党委书记张逊斌协商同意后，分配路遥去《陕西文艺》当文学编辑。从此，路遥正式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路。
珍重友情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路遥是一个理想远大，思想深沉，性格刚强，事业成功的名人。同时，又是一个朴实本分，极重友情的普通人。路遥工作以后，我们人各两地，接触不多。但他对曾经相识不多，有过交往，特别是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有过共鸣和互为知己的人，保持一种纯洁、高尚的感情，常记在心，永不忘怀，并且特别珍惜和看重，绝不让其受到名利和物欲的玷污。这同时下那些看人处事皆以利益实惠为标准、"涌泉之恩，滴水不报"、见利忘义的势力小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岂可同日而语。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３０日，路遥给我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沛昌老师：
您好。
来信收读，一片深情厚意，使人热泪盈眶。世界广大，但知音不多，学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您是我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的智慧和理解力我是深知的。我们常常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来对话和谈论的，相隔两地，接触不多，但我相信我们在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一直是稠密的。我知道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的一切，我自己也是一直关注着您的，并且将我的工作成果献给您和其它一些令人温暖的朋友的。
您目前的处境我理解，请您开阔一些，人间之事，天轮地转，正如李太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目前得应付诸种复杂局面，就不写长信了。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最近有机会和申昜同志谈谈我的情况。
致崇高的敬意。
路遥
１９８３．１１．３０
路遥写这封信的时候，已是成就斐然，誉满文坛。１９８２年，他写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困难的日子里》荣获１９８２年度《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１９８３年，《人生》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时的路遥，其声望和影响如日中天，已属全国名人。同时，他正在忙着执笔将小说《人生》改编成电影，特别是要全力以赴进行工程浩大的《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工作。还要"应付诸多复杂局面。"其时间之紧张，任务之繁重，自不待说。但他还是在百忙中，抽暇给我写了这一封发自肺腑、饱含激情的信。他用文学大家的手笔，用最简洁凝练的文字，把我们之间互为知己，互相关注的深情厚谊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时隔二十多年，至今每读此信，总令我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在这封信的末尾，路遥还特别写了一句，让我"最近有机会和申昜同志谈谈我的情况"。他对于十年前申昜同志曾经给予他的帮助念念不忘。
１９８８年７月，我正在忙着筹备延安大学成立五十周年校庆活动，路遥的三卷百万巨篇《平凡的世界》也全部完稿，正好来到延安。我们有机会在延安宾馆进行了一次亲切而坦率的交谈。俩人主要交谈了各自工作和事业方面的情况。路遥则主要讲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过程。交谈中我直率地问他："听到有些人说，你现在成名了，不愿承认自己是延大中文系的学生吗？我是不相信，但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听后很激动地对我说："申老师，你应该知道，我从上大学前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告状、诬陷，这十几年，我就是在一些奸佞小人的诽谤和攻击中走过来的，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毁人名誉实在是无耻之极，好在我已习惯。说我不认延大，这只是个小谣言而已，绝无此事。我们不是一直在来往联系吗？"听完路遥有点愤慨的解说，我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好。想到学校马上要举行的首届校庆，我邀请他到时候回来参加，并给学校题个词，再给中文系师生做一场文学创作的专题报告。他当即爽快地答应了，并如约而来。
"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当年他给延大的这个题词至今珍藏在延安大学档案馆。
省、市作家在延大文汇山路遥墓前
英年早逝
１９９１年３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随即，陕西省委宣传部及省作协、省文联召开了《平凡的世界》获奖表彰大会，年底陕西省人民政府给路遥颁发"我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誉证书；国务院颁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１９９２年６月，陕西省委组织部授予路遥"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此前１９８８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曾授予路遥"劳动模范"称号。在常人看来，路遥已经是风光无限、光环满身了。但是，胸怀大志的路遥并不满足现状，他还有更加高远宏大的追求，他还要在这广袤无垠的文学土地上不知疲倦地进行跋涉和耕耘。
无奈，天命难料。正在路遥事业辉煌之际，突然一病不起。１９９２年８月住进延安市人民医院，９月转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１１月１７日，不幸病逝，年仅４２岁。一颗熠熠生辉、冉冉上升的文坛巨星就这样匆匆而去。路遥的英年早逝，引来多少人无限伤感，涕泪满襟。
记得路遥抱病来延安的时候，我却正好在北京准备去日本访问，没能见到。但路遥给我留了一封信。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由陈泽顺选编的五卷本《路遥文集》已由出版社排出清样，但缺五万元印刷费不给出书，这次路遥抱病来延，主要是想求助于母校。半月后，我回到了学校，看了路遥的信，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一个获得长篇小说创作全国最高奖赏的作家，书稿排出清样，因为缺少五万元而不能出书，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剧。在我的建议下，最后学校决定拿出五万元，寄给出版社，待《路遥文集》出版之后，出版社又返还给延大价值五万元的《路遥文集》。这些书回来之后，大部分留在学校图书馆，供广大师生借阅。
之后，我趁去西安开会之便，急匆匆去西京医院看望了路遥。那时的路遥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当我告诉他五万元出书经费已经解决时，他蜡黄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用干枯的大手，费力地紧握我的手，连说"谢谢"。看到他的病容和虚弱的身体，我像触电一样，浑身发软，热泪盈眶。一个曾经多么自信坚强、志存高远的陕北硬汉，竟然被病折磨得如此憔悴！路遥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病好之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说他特别想吃他母亲做的和和饭；说他现在主要是黄疸控制不住，希望能吃些中药，但西医大夫不赞成……从他话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他还想干一番事业，这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路遥逝世三周年的时候，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努力下，路遥骨灰从西安三兆公墓迁回延安，安葬在延安大学的文汇山上。
路遥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实际上就是路遥的座右铭。他生前，是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去世以后，又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有多少崇拜者，追随者，将以他为楷模，用路遥精神学习路遥，沿着他所开创的成功之路，奋勇前进！
路遥精神不朽！路遥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Technorati : 路遥，陕北作家
